從“五四”到“后五四”——朱自清的“詩”與找九宮格見證“思”–文史–中國作家網

要害詞：朱自清

一

對于在“五四”年夜潮的汗青操練中生長起來的一代新人而言，“后五四”的到來兼具引力與張力，生境與窘境，引誘與挑釁。在文學史與思惟史上，朱自清凡是被作為從“五四”到“后五四”的線索人物加以對待。其在“年夜反動”之后寫作的長文《那里走》即是這一代人的心史與時期語境的集中浮現。這篇在1928年頒發的文章，不只在朱自清小我性命史上意義不凡，同時也是考核“五四”以降中國社會轉型與常識分子精力轉向時繞不外往的焦點文本。[1]朱自清由是成為“年夜時期”中的典範。

朱自清的“典範”意義與他1917—1920年間在北京年夜學哲學門就讀的經過的事況直接相干。在新文明活動風起云涌的歲月置身北年夜，他選擇成為一名“新青年”。他的思惟世界、感情構造、價值態度與實行方法在很年夜水平上為新文明活動所塑造，而“新文明”的經歷與局限也自此同他的性命過程與精力摸索聯絡接觸在了一路。程凱的闡述就極具代表性：

(朱自清)更自發地屬于“五四”一代——“五四”新文明活動培養了他的思惟、認識甚至感到方法。他內涵于新文明活動，內涵于它的能夠性和它的限制。他以“五四”培養的汗青性主體的成分對待、權衡時期的變更——無法往除的自我認識和自我質疑交錯于其間——并不將本身的選擇窘境僅僅當作小我遭受，而是認識到它背后有時期頭緒，有新文明活動睜開中遭受的汗青命運。[2]

這恰是朱自清的代表性地點。20世紀20年月的中國睜開劇變，朱自清的命運被連帶卷進其間。對于從“五四”到“后五四”的嬗變，他不只感觸感染充分，並且回應也非常實時。待到寫作《那里走》時，他對于時期的感知，以及對本身的能夠與不克不及的掌握，曾經絕對清楚。他所糾結的不是無從判定、不知路在何方，而是對于選擇的后果既果斷又猜忌，應然亦茫然。

在“那(哪)里走”的命題中，既往研討更多追蹤關心的是朱自清、“新文明”甚至全部時期終極走向“哪里”，為何這般，又若何走(或許走不)下往。但不該疏忽的是，“走”的題目異樣主要。由於“走”不只是一種客不雅狀況，更是主體參與時期與汗青過程的方法。惟其自動與能動地“走”，才有畢竟走向“哪里”可言，也才有對于“哪里”想走、應走與能走的自省。這如同魯迅筆下的“過客”，恰是在“走”的實行中天生途徑、意義與自我。1925年寫作的《過客》，又何嘗不是部門新文明人在“后五四”時代的精力與實際寫照？在這一層面上，朱自清的經過的事況也代表了一種廣泛經歷。

概而言之，在從“五四”到“后五四”的頭緒中，對于“走”的保持與對于“哪里”的探尋配合組成了新文明人的“汗青性主體”與“實行型自我”。無論思惟仍是舉動，經由過程實行樹立與時期的無機聯繫關係都是朱自清的基礎面向。假如說“新文明”在某種意義上界說了朱自清，或許與其彼此成績的話，如許一種“實行型自我”的完成與睜開無疑是最為焦點的部門。那么，朱自清是如何在“五四”時代構成對于自我與時期的認知，又是若何在面臨“后五四”的到來時做出調劑，也就值得當真辨析。這一經過歷程完全記載在他從“五四”飛騰到“后五四”初期(1919—1922)的古詩寫作與體裁思辨中。這是朱自清平生中獨一一個以古詩為思惟表達的重要前言的時代，也是他自己遭受宏大的生涯變更與精力挑釁的階段之一。“詩”與“思”、體裁與題目、個別與時期、自我與汗青，彼今生發，相互書寫。

《那里走》標示了一代新文明人從“五四”到“后五四”的轉機已然完成，而朱自清在1919—1922年間的古詩與體裁試驗則更多見證了轉機的悄然產生。若何因應變局，又如何延續“新文明”的尋求與態度，尤其是養成一種旨回在實行的品德與品德，朱自朝晨年的經過的事況簡直是活潑詮釋。

二

朱自清在北年夜時代習得的最為主要的“新文明”經歷，起首不是專門研究的哲學常識，而是新文學的發蒙。1919年2月29日，是任何一種朱自清年譜與列傳城市特殊著錄的“要害時辰”。當日，為室友收到的一幅《西婦撫兒圖》所震動，朱自清創作了古詩《睡吧，小小的人》。這是一首瀰漫著新文學草創階段特有的“愛的哲學”作風的作品。此詩在身手上并不凸起，但對于朱自清來說卻有特別意義，由於這是他“創作古詩的開端”[3]，標志他“從此開端新文學創作”[4]。此后的朱自清便一發不成收，直到結業前后，又創作了《小鳥》《光亮》《歌聲》《滿月的光》《羊群》《新年》《煤》《北河沿的路燈》《小草》《盡力》與《北河沿的夜》等古詩，詩風也逐步成熟。

在朱自清“五四”時代的寫作中，1919年11月21日完成的《光亮》一詩很值得追蹤關心：

太陽

此時間隔朱自清寫作《睡吧，小小的人》，曾經曩昔了年夜半年的時間。其間，“北京年夜學布衣教導報告團”成立，五四活動產生，朱自清對于兩者都積極介入，他的淑世認識與濟世情懷在社會活動的熏陶中愈加濃郁。《光亮》仍然屬于“初期口語古詩”的范疇，在不雅念、說話與身手方面不宜高估。但也恰因這般，此詩之于“新青年”一輩在“五四”前后的心路才更具一種廣泛的代表性。

詩中的“我”是典範的被“新文明”號召出來的新的感情與汗青主體，曾經部門完成了小我認識層面上的自我發蒙，但同時也向往一種斷定性的氣力(“天主”)的指引與確認，以完成個別(“我”)與可以確證的汗青和價值目標(“光亮”)之間的有用聯繫關係。個別與這一最終意義的完成方法(亦即一種全體計劃)的關系被熟悉為一種在“我”和“你”之間不需求任何中介形狀與組織情勢的直接聯繫關係，但斷定氣力的未知(“光亮？/我沒處給你找！”)以及對其能否真正見效佈滿猜忌異樣也是主體認識的構成部門。終極，結論——“你要光亮，/你本身往造！”——固然假借“天主”之口說出，但顯然已是一種“自我”的證成。

《光亮》寫出的是新文明人在五四活動過后的廣泛經歷：“五四”發明了“個別”，但在隨即到來的“轉型時期”中，“個別”若何安置并且參與時期與汗青過程的題目卻無法經由過程對于“個別”價值的確定水到渠成，一種更為詳細也加倍最基礎性的自我完成的等待呼之欲出。這是“五四”提出的課題，也是“五四”內含的牴觸。日后，20世紀20年月鼓起的政治反動與經濟反動為這一題目的處理發明了契機，同時也帶來了新的題目(這恰是《那里走》試圖收拾的“后五四”經歷)。所以循此看來，從個別“束縛”到尋求在全部文明與社會“束縛”中完成自我，實在存在一條潛伏的演進頭緒。是故兩者的“落差”也就可以被視為一種“必定經過的事況的變形和推翻”[6]。寫作《光亮》時的朱自清當然不會具有這般先驗的認識，但他對于“岔路萬千”的靈敏感知以及得出“你要光亮，/你本身往造！”的結論仍是在很年夜水平上銘記了“五四”時代“新青年”一代的主體經歷。在這一方面，他簡直是高度自發的。

三

1920年5月，朱自清從北年夜哲學系結業。8月，他出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黌舍(以下簡稱“浙江一師”)國文教員。懷抱在新文明活動中構成的“你要光亮，/你本身往造！”的意志與理念，他投進了中學教導實行。此后五年，朱自清輾轉江南八地八校，直到1925年8月回京，出任清華黌舍年夜學部國文傳授。

當朱自清日后申明卓越，尤其是1948年不幸病逝以后，他在“江南五年”從事“新文明”扶植的進獻被不竭追認。但其間拔高的嫌疑也需求警戒。這天然不能否定朱自清這一時代的成績，而是盼望指出，以其這般周折與動蕩的經過的事況，生怕其實缺乏以對于一校一地的文明與社會周遭的狀況發生決議性的影響(他在溫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學與寧波白馬湖春暉中學的情形稍有破例)。當然，朱自清的“江南五年”并非收獲甚微，只不外其事跡重要指向自我。而他此時的“思”，照舊與其“詩”彼此糾纏。

在進職浙江一師不久的1920年10月，朱自清寫下了《缺乏之感》一詩。此時間隔他從北年夜結業，只要5個月的時光；間隔創作《光亮》，還不到一年。他在詩中寫道：

他是太陽，

我像一枝燭光；

他是海，聲勢赫赫的，

我像他的細流；

他是鎖著的摩云塔，

我像塔下彷徨者。

他像鳥兒，有漂亮的歌聲，

在天空里安閒飛著；

又像花兒，有艷麗的色彩，

在樂土里怒放著；

我不曾有什么，

只好暗地里待著了。[7]

與《光亮》比擬，《缺乏之感》的基調顯明轉進沉郁，更為主要的是，抒懷方法產生了很年夜變更：盡管主體仍是“我”，但詩中的“我”-“你”構造曾經被“我”-“他”構造所替換。在《光亮》中，“我”的意義固然需求“天主”付與，可在“我”與“天主”之間卻保有直接聯繫關係。呼語“你”的設置闡明了兩者的聯絡關系。當然，這并非一種實存關系，卻可以反證“我”的主體想象方法，即信任經由過程“你要光亮，/你本身往造！”可以或許完成自我簡直認。但在《缺乏之感》中，這一意義天生的機制被撤消了。“我”仍是“我”，可具有威望性的對象——“太陽”“海”“塔”——卻成了“他”。這一直接呼語的應用表白兩者之間曾經不再具有直接對話的關系。與《光亮》中“天主”付與“我”以意義非常分歧的是，《缺乏之感》中的“我”非但無法介入“他”的過程，甚至還被“他”從聯繫關係關系中流放出來。起首，為“我”帶來意義的仍是“他”——“他是太陽，我像一枝燭光”，這與《光亮》的構造非常相像；但略作遞進，“我”卻只能作為“他”的部門而存在，即“他是海，聲勢赫赫的，我像他的細流”。換句話說，“我”和“他”可以共情與同構，可“我”曾經無法經由過程“他”的付與發明新的自我，而只能附屬于“他”。當隨同著“他”的構造更進一個步驟睜開，“他是鎖著的摩云塔，我像塔下彷徨者”。“塔下彷徨者”的抽像無疑是詩人的自況，此時的“我”被從“他”中持續剝離，甚至具有了明顯的表裡之別。作為“塔下彷徨者”的“我”無從介入“鎖著的摩云塔”的世界。兩者概況上共生與并存，但本質上卻不再相干。最后，“他像鳥兒”，“又像花兒”，并且“安閒”“怒放”，充足完成了其意義，而“我不曾有什么，只好暗地里待著了”。

從信任“你要光亮，你本身往造！”到“只好暗地里待著了”，由“明”至“暗”，從自動的“造”到迫不得已的“待”，其間的落差之年夜與反差之強，可以一目了然。詩的標題“缺乏之感”也高度抽像地歸納綜合出了一種彷徨而無所回依的自我狀況。這是朱自清在分開北年夜/北京之后，在新的時空中對于小我以及小我與世界的關系做出的新的捕獲與懂得。所謂“缺乏”，當然指向主體在當下的未完成或許待睜開，可同時也闡明了詩人對于意義感與能夠性的固執——唯其“尋求”，剛剛“彷徨”；也唯其努力完成，剛剛會敏感于“缺乏”。

1921年3月，異樣是在浙江一師，朱自清又寫出了《心悸》一詩，慨嘆“世界是太年夜了”，而本身很是“有力”。[8]從“缺乏”到“有力”，朱自清的挫敗感又加深一重。昔時寒假過后，他便分開浙江一師，轉往揚州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任教，后又前去上海中國公學。在分開杭州之前，他寫下古詩《轉眼》，記載了“時覺徘徊”的心緒，收回了“如許莽莽蕩蕩的世界之中，究竟那里是他的路呢！”的感嘆。[9]而初到中國公學，朱自清便遇上了學潮，只好鎩羽而回。這讓擔任斡旋學潮，又與中國公學關系深摯的胡適很是不服。他以為朱自清是“很好的人”[10]。但相似遭受在朱自清的“江南五年”又何止一例。頻仍的學潮與軍閥混戰的陰霾一直如影隨形，“有力”是被裹挾此中的個別相認真實的感觸感染。

在中國公學的學潮中，1921年10月，朱自清寫下《自從》一詩，此中一節是——

“找我們的花往罷！”

都上了人生底旅路。

我朝晨和太陽出往，

隨著那含混的樣子，

也將尋我所要的。

夜幕下時，

我又和月亮出往，

和星星出往；

沒有星星，

我便提燈籠出往。

我尋了二十三年，

只要影子，

只要影子啊！

近，近，近，——面前！

遠，遠，遠，——天邊！

唇也焦了；

足也燒了；

心也搖搖了；

我流淚如噴泉，

伸手如乞丐：

我要我所尋的，

卻尋著我所不要的！——

由於誰能從撒旦手里，

奪回那已掉的花呢？[11]

無論是與《光亮》和《缺乏之感》比擬，仍是較之《自從》以前其他具有自我抒懷性質的詩作，該詩都是朱自清直到此時感情最為劇烈與書寫最為直露的一首。在《光亮》與《缺乏之感》中，盡管也都有“我”，但究竟不克不及將之直接與詩人同等起來，而只能作為一種“表示”。《自從》卻分歧，由於在“我尋了二十三年”一句之后，朱自清清楚無誤地自注“我本年二十三歲”。這便坐實了此詩的“心史”性質。

朱自清“尋了二十三年”，所獲得的“只要影子”。無論“面前”，仍是“天邊”，“我要我所尋的”，“卻尋著我所不要的”。兩年以前，朱自清在《光亮》中1對1教學寫到，他所尋的是“光亮”，即“岔路萬千”中可以指引與確認的一種氣力。但到了《自從》，他所獲得的卻“只要影子”，甚至還“尋著我所不要的”。其間的掉落不言而喻。就在寫作該詩的次月，他分開上海，前往浙江一師任教。在滬杭道中，他即物起興，寫出《滬杭道上的暮》一詩，持續抒發本身對于將來不斷定的惘然。詩曰：“風澹蕩，平原正莽莽，云樹蒼莽，蒼莽；暮在離人心上。”[12]

早在結業伊始，朱自清就曾寫下題為《滬杭道中》的古詩。而《滬杭道上的暮》卻和他以往自我抒寫時采用的典範的“初期口語古詩”的體式與作風分歧。該詩有興趣“擬古”，不單在構造上效法小令，並且睜開方法也是“擬境”式的。詩中的暮色蒼莽，不只是對于面前氣象的“寫實”，同時也內化為一種主體意絮。抒懷主體也不再是“五四”式的“自我”，而成為古典詩詞中的類型——“離人”。朱自清選擇以“暮在離人心上”一句作結，不單將《滬杭道上的暮》回進了超出“新”/“舊”主體及其抒懷界線的更為廣泛的經歷中，並且也把本身的詩情與心機融進一種物我合一的境界里，固然基調仍是苦楚與焦炙的。

四

當然，假如以為朱自清在“后五四”時代只是一味惘然，也不正確。如前所述，只要不竭摸索，才會對于波折額外敏感。1921年12月，朱自清有《睜眼》一詩：

夜被喚回時，

好夢從眼邊飛往。

熹微的晨曦里，

前鋒們的萍蹤，

牧者們的鞭影，

都閒逛著了，

都照射著了，

是怕？是羞？

于是那漫漫的前路。

想纏足嗎？枉然！

且一個步驟步往挨著啵——

直到你眼不用睜，不克不及睜的時辰。[13]

此時的朱自清，剛從中國公學的學潮中擺脫，在浙江一師安置上去。在中國公學簡直達至極點的掉落情感，這時獲得必定水平紓解。在他的精力世界中，由上海攜來的“滬杭道上的暮”被杭州“熹微的晨曦”代替。從中，朱自清再度看到了“前鋒們的萍蹤”與“牧者們的鞭影”。他謝絕“纏足”不前，而是選擇“一個步驟步往挨著”，“直到你眼不用睜，不克不及睜的時辰”。可以說，《睜眼》曾經具有朱自清一年之后完成的名作《撲滅》的雛形。

作為詩人的朱自清，為古詩史進獻的最為主要的作品即長詩《撲滅》。這也是他在“后五四”時代非常要害的一年夜精力文本。依據朱自清詩成之后的論述，《撲滅》的寫作歷時半年之久，起稿于1922年6月，9月續寫，12月定稿。[14]此詩起筆時，他尚在浙江一師任教，待到脫稿時，他曾經轉赴臺州浙江省立第六師范黌舍。生涯仍是曲折如舊，但他的景象卻在悄然產生變更。于是，有了詩末那些在新文學史上耳熟能詳的句子：

從此我不再仰眼看彼蒼，

不再垂頭看白水，

只謹嚴著我雙雙的腳步；

我要一個步驟步踏在土壤上，

打上深深的足跡！

固然這些印跡是極微細的，

且必將磨滅的，

固然這遲遲的行步

不稱那迢迢無盡的程途，

但此刻平凡而微小的我，

只看到一個個清楚的腳步，

便有非常的欣悅——

那些遠遠遠遠的

是再不克不及，也不想理睬的了。

別耽誤吧，

走！走！走！[15]

《撲滅》的寫作，來源于“六月間在杭州”的“湖上三夜的暢游”，[16]即他與俞平伯、鄭振鐸等人共游西湖的經過的事況。俞平伯對此亦有記載。[17]對于《撲滅》，俞平伯賜與了極高評價。在他看來，“這詩的作風意境聲調是能在中國現代傳統的一切詩詞曲以外，另標一幟的”。俞平伯以為，《撲滅》在朱自清的古詩創作中淵源有自，《轉眼》與《自從》等詩曾經構成“一種特異的風格”，“不外在《撲滅》把這種作風非分特別表示得美滿充分”。[18]

盡管高度確定《撲滅》在身手層面獲得的成績，但俞平伯更為重聚會場地視的仍是其思惟價值。並且“詩”中之“思”不獨屬于朱自清，也為包含俞平伯在內的一代新文明人所共享。所以他說“我自負對于這詩幾多能清楚一點”，“因我們心情相接近的緣故”。在俞平伯看來：

《撲滅》這詩所宣示給我們的至多有兩個極主要的戰略，在人生底斗爭方面：第一個是“撇”字，第二個是“執”字。撇是撇開，執是執住。凡此刻沒有人能答的，答了等于沒答的題目，無論年夜的，小的，老的，我們總把它們一路撇開，且撇得遠遠遠遠的，越遠越好。

至于執字，更為主要。我們既有所往，然不克不及無所取。取什么呢？能答的題目，愿答的題目，需要答的題目，這三項，我們不單要處理它們，且要敏捷地充分地處理它們。再說明白一點，我們要盡力把捉這此聚會場地刻。[19]

俞平伯是朱自清在北年夜就讀時的同窗。兩人一路經過的事況“五四”，又在“后五四”時代成為彼此的至交，在文學、出書、教導與學術範疇多有一起配合。他們的私誼更是醇厚。日后朱自清停止“江南五年”，回京出任清華教職，即出自俞平伯的推舉之緣。他說與朱自清“心情相接近”，并無夸張。彼時兩人都在從“五四”到“后五四”的頭緒中追求“自我”的完成。

俞平伯以為，朱自清在《撲滅》中“宣示”的“戰略”可謂一種主要的人生立場。這既是一種學術判定，也是他們在實際中的聲息相投。俞平伯以朱自清的“霎時主義”來說明這一“戰略”的構成與睜開。[20]而“霎時主義”凡是也被以為是朱自清在“后五四”時代最為體系的哲學表述。[21]值得留意的是，此種人生不雅與文學不雅實為一代新文明人的“配合經歷”。他們的聯絡、交通與彼此確證在朱自清的精力摸索中施展了主要感化，而朱自清的“詩”與“思”也晉陞了相干思慮與會商的東西的品質和公共面向。對此另需專論，權且按下不表。[22]

俞平伯指出，《撲滅》是朱自清“人生不雅念”的寫照，“這對于他本身，對于惺惺相惜的我們，極不難，極實在，極端有效，不敢說便是真諦；但這老是我們的一服藥”。在這種意義上，“《撲滅》即是發展”，“恰是一首佈滿了積極意味的詩”。[23]不外，朱自清的“積極”并非高亢、保守與豪放，而相當內斂、控制與溫和。與標語和呼號比擬，他加倍在意的是俞平伯所謂“實在”與“有效”。陳平原認同俞平伯的判定，以為《撲滅》“與其說是優美詩篇，不如說是人生宣言”。他更進一個步驟施展：“性格溫和的朱自清，在古代作家中，才幹不是很凸起，可他一向往前走，穩紮穩打，波濤不驚”，“這般坦誠、篤實、勤懇”，“短期看，并非刺眼的明星，但放長視野，不克不及不信服其精力與毅力”。[24]而這一使朱自清成為朱自清的要害質素，恰是他在從“五四”到“后五四”的摸索經過歷程中逐步養成的。

五

完成《撲滅》的1922年，在朱自清的性命史與創作史上都具有特別意義。在這一年，他的古詩寫作與評論到達岑嶺。而這也是古詩史上的一個主要年份。該年年頭，朱自清與葉圣陶、劉延陵、俞平伯等人開辦了《詩》月刊，是為新文明活動以來首家專門頒發古詩創作與評論的雜志。隨后，他為浙江一師先生汪靜之的抒懷詩集《蕙的風》作序。4月，他頒發《短詩與長詩》一文，對于古詩體裁停止會商。5月，他又為汪靜之及其同窗潘漠華、馮雪峰，以及人在上海的應修人的古詩合集《湖畔》寫作書評。6月，朱自清與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諾、郭紹虞、葉圣陶、劉延陵、鄭振鐸等八人的古詩合集《雪朝》出書，此中第一輯即朱自清的古詩十九首。與此同時，他開端創作長詩《撲滅》，年末完成。可以說，該年在創作、評論與古詩運動三個方面的成績，奠基了朱自清在新文壇上最後的位置。

古詩是“五四”與“后五四”初期最具前鋒性與公個性的新文學體裁。其前鋒的一面歷來為學界注視，但其在這一時代作為一種公共思慮、表達與交互的體裁的意義，異樣值得追蹤關心。並且也只要在這一階段，簡直一切努力“新文明”的人士都介入到古詩創作中來。新文明人無論日后從政、辦報、治學仍是選擇持續留在文壇，這時都是“詩人”，都不惜與難免寫詩、讀詩、論詩、講詩。大師由“詩”而“思”，也援“思”進“詩”。古詩與“新文明”相互培養，此時文壇即詩壇。古詩承載與推動了盡年夜大都的“新文明”主題的睜開。朱自清就是在如許的時期氣氛、文學感到與思惟視野中成為一名詩人的。但隨同著社會轉型，“詩”與“思”以及“詩”與“史”的關系也在產生變更。世殊時異，古詩在“后五四”時代的體裁效能開端改變。

也是在1922年，朱自清的創作重心重新詩轉向了散文。依據陳中舫的回想，《撲滅》的詩稿是“每句分行寫的”，“粘結起來，稿紙有二丈多長”。朱自清說“如許繕寫太費紙了，所以改寫散文”。[25]此說當然有些牽強。但由於其在《撲滅》頒發不久之后即發布，作者又與朱自清關系親密，所以也不宜等閑視之。更況且朱自清此后的古詩創作簡直越來越少，既沒有了此前的興趣，在水準上也無一作品到達《撲滅》的水平。個中緣故，假如不是由於“費紙”，那么又是什么？

實在早在1922年頭度，朱自清就開端摸索更為合適本身的體裁。3月，他給俞平伯寫信，表現“由於可惜的情懷，惹起時日不成留之感”，于是“想將這宗心緒寫成一詩，名曰《促》”。[26]很快，《促》便寫成了，并且在次月頒發。朱自清給俞平伯又往一信，談的恰是對于體裁題目的思慮——

《促》已載《文學旬刊》，兄當已見著。感到可稱得散文“詩”否？我于那篇高文當舒服，但恐太散文了！兄作散文詩，說是終于掉敗，倘不是客套話，那必是因兄作太詩而不散文，我的作恐也掉敗，但掉敗的標的目的正與兄反，兄謂何如？

……

我的《促》，一面因困情思繁復，散較為恰當，但也有試作散詩的意思。兄看我那篇無力竭浪費底陳跡否？[27]

《促》的頒發時光是1922年4月11日，朱自清寫信給俞平伯僅在兩天之后，可見他對于體裁摸索的愛好。“散文詩”是新文學在體裁上的主要創獲。但與古詩的體裁扶植是從實際先導動身分歧，散文詩是在寫作實行經過歷程中發展出來的一種體裁。不單朱自清與俞平伯此時在測驗考試創作散文詩，文壇也不乏同志。魯迅的《野草》即是這一時代的作品。

散文詩畢竟更近于“散文”仍是“詩”，分歧的作者可以見仁見智。朱自清的選擇顯然是接近“散文”的。由於在他看來，本身的“情思繁復”曾經超出了普通“古詩”可以或許包容的界線，所以必需別的找尋合適的體裁。在這一意義上，從“詩”到“散文詩”，以致未來直接停止“散文”創作，對于朱自清而言就不只是一個體裁題目，而是與他的思惟根究直接聯絡接觸在一路。

就在致信俞平伯會商《促》的體裁回屬兩天過后，朱自清緊接著又寫出了《短詩與長詩》一文。他認可“短詩”的“盛極”，但鑒于其“單調與濫作”，“便想起了長詩”。同會商散文詩時一樣，朱自清關懷的并不是在情勢上若何界說“長詩底長”，而是其對于思惟的容載：

長詩底長應當如何限制，那很難說。我只能說長詩底意境或情調必是復雜而錯綜，構造必是曼延，描述必是勉強周至；如許，行數便天然良多了。……長詩底利益在能表示感情底成長以及多方面的感情，正和短詩絕對待。我們的感情有時像電光底一閃，像燕子底疾飛，表示出來，即是短詩。有時磅礴郁積，在心里迴旋回蕩，久而后出；這種感情必極端層層疊疊、波折抑揚之致。短詩固萬不克不及表示它，用平常的詩形，也難寫如來意。這里必有繁音復節，才可盡態極妍，暢所欲發；于是長詩就寶貴了。短詩以雋永勝，長詩以宛曲盡致勝，都是澆灌生涯的根源，不克不及偏廢；而長詩尤能惹起深摯的感情。[28]

朱自清固然也確定了短詩的價值，但他加倍關懷的仍是長詩作為一種新的思惟東西的能夠性。“后五四”的“復雜而錯綜”的實際使得朱自清的感情趨勢“層層疊疊、波折抑揚”，只要長詩剛剛可以或許表示其“深摯”。而他在不久之后開端創作的《撲滅》，就是一首“磅礴郁積，在心里迴旋回蕩，久而后出”的作品，可謂其長詩思惟的最佳實行。

《撲滅》的勝利闡明了長詩是一種合適表示朱自清的“復雜而錯綜”的感情與思惟的體裁，而《促》的實驗則明示了在長詩的基本上，他還能夠再進一個步驟，直接廢棄“古詩”，顛末“散文詩”的過渡，走向“散文”，以更好也加倍不受拘束地書寫其“情思繁復”。現實上，1922年之后的朱自清應用的重要體裁便重新詩換作了散文。與“詩人”比擬，此后他在文學史上更為有名的成分也是“散文作家”。1924年12月，朱自清的首部小我專集《蹤影》問世。書中輯一為古詩，輯二為散文，見證的即是他以1922年為界點完成的體裁轉向。

六

在1919—1922年間，朱自清對于體裁的摸索敏感而活潑，終極散文令他加倍心儀。也是在這一時代，他對于體裁與思惟的互動高度重視，體裁的往取不單表示並且介入了他從“五四”到“后五四”的思惟過程。在“江南五年”的前半段，朱自清的創作實行曾經觸及對于“新文學”的意涵、效能與命運的實際思慮；而在后半段的時間中，他將這些看法寫進了《文藝的真正的性》《文藝之力》《文學之美——讀Puffer的〈美之心思學〉》與《文學的一個定義》等文章中，發明了“后五四”時代古代文論的一年夜向度。

更為主要的是，朱自清經由過程本身的創作實行確立了一種旨回在實行的人生立場。其創作重心由“古詩”向“散文”的變遷，有心者已然辨識過。[29]不該疏忽的，是這一景象背后所含蓄的主體的思惟遭受，特殊是“新文明”在睜開經過歷程中的波折及其自我調適。朱自清的“情思繁復”恰是“五四”的“新文明”幻想在“后五四”時代走向“復雜而錯綜”的折射。“五四”式的自我，經過此番演變，自己也更趨“復雜而錯綜”。這才有《那里走》中的徘徊、堅韌與決盡。

就在《那里走》頒發的次年，葉圣陶提出應該把《撲滅》與《那里走》放在一路來看，由於它們一道“充足表示出這幾年來常識分子的認識形狀”，並且不是朱自清“一小我如是想，如是說”，“是他說了普通常識分子所想的”。[30]假如說《那里走》是“后五四”時代的焦點文本的話，那么朱自清在1919—1922年間的“詩”與“思”異樣具有癥候意義與熟悉價值。他的如是經過的事況與經歷彰顯了“新文明”從“五四”到“后五四”的內涵線索與深層邏輯，也將“新文明”的實行帶向一種更有質地的“復雜而錯綜”。

2022年2月7日，京西芙蓉里

注釋：

[1]解志熙從明示了一代作家的人生不雅與藝術不雅的變向的角度，提出《那里走》“具有相當主要的意義”。錢理群重視其對于常識分子途徑選擇的深入思慮與坦誠彰顯，以為是一種“相當復雜的精力景象”的標本。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國古代唯美——頹喪主義文學思潮研討》，上海文藝出書社1997年版，第105頁；錢理群：《1948：六合玄黃》，山東教導出書社1998年版，第152頁。

[2]程凱：《反動的張力：“年夜反動”前后新文學常識分子的汗青處境與思惟根究（1924—1930）》，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版，第1—2頁。

[3]季鎮淮：《朱自清師長教師年譜》，郭良夫編：《完善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學和為人》，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13頁。

[4]姜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光亮日報出書社2012年版，第9頁。

[5]朱自清：《光亮》，朱喬森編：《朱自清選集》第5卷，江蘇教導出書社1996年版，第4頁。依據《朱自清年譜》，該詩1919年11月25日在《晨報》上頒發時，簽名“佩弦”，寫作時光注明為11月21日。但朱自清將其支出《舞蹈教室蹤影》（亞東藏書樓1924年版）時，寫作時光改為11月22日。《朱自清選集》根據《蹤影》，采用了11月22日的說法。

[6]程凱：《反動的張力：“年夜反動”前后新文學常識分子的汗青處境與思惟根究（1924—1930）》，第4頁。

[7]朱自清：《缺乏之感》，《朱自清選集》第5卷，第22頁。

[8]朱自清：《心悸》，《朱自清選集》第5卷，第34—35頁。

[9]朱自清：《轉眼》，同上書，第42—48頁。

[10]胡適在1921年10月24日的日誌中表達了對于中國公學學潮的不滿：“他們進犯往的新教員，如葉圣陶，如朱自清，都是很好的人。這種黌舍，這種先生，不如閉幕了為妙！”季羨林主編：《胡適選集》第29卷，安徽教導出書社2003年版，第487頁。

[11]朱自清：《自從》，《朱自清選集》第5卷，第50—51頁。

[12]朱自清：《滬杭道上的暮》，同上書，第59頁。

[13]朱自清：《睜眼》，《朱自清選集》第5卷，第62頁。

[14][15][16]拜見朱自清1瑜伽教室922年12月9日為《撲滅》所作的題記。朱自清：《撲滅》，同上書，第79頁，第88—89頁，第79頁。

[17]“前月與振鐸、佩弦等泛月西湖上，吹彈終了，繼以高歌，以中夜時分，到三潭印月，步行曲橋上時聞犬吠聲，其苦樂迥不相侔。”俞平伯：《東游雜志》，《俞平伯選集》第2卷，花山文藝出書社1997年版，第535頁。

[18]俞平伯：《讀〈撲滅〉》，《俞平伯選集》第3卷，第567、569頁。《撲滅》1923年3月刊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號，《讀〈撲滅〉》在同年8月刊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八號。時任《小說月報》主編即與朱自清、俞平伯同游西湖的鄭振鐸。

[19][23]俞平伯：《讀〈撲滅〉》，《俞平伯選集》第3卷，第569、574頁，第577、575頁。

[20]俞平伯《讀〈撲滅〉》的焦點思緒即以朱自清關于“霎時主義”的闡述來解讀此詩。這也是他對于《撲滅》最有會意的處所。

[21]拜見朱自清1921—1923年間致俞平伯的手札，朱喬森編：《朱自清選集》第11卷，江蘇教導出書社1998年版，第115—130頁；《霎時》，朱喬森編：《朱自清選集》第4卷，江蘇教導出書社1990年版，第126—130頁。

[22]拜見李浴洋：《“霎時主義”的“配合經歷”——朱自清“后五四”時代的文學思惟》（待刊）。

[24]陳平原：《于秋水長天處尋味——留念朱自清師長教師生日一百二十周年》，《昔時游俠人：古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增訂版）》，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299—300頁。

[25]陳中舫：《朱自清君的〈撲滅〉》，《小說月報》第14卷第5號，1923年5月。

[26]朱自清：《致俞平伯（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朱自清選集》第11卷，第120頁。

[27]朱自清：《致俞平伯（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三日）》，同上書，第122頁。信中“散詩”即指“散文詩”。

[28]拜見朱自清：《短詩與長詩》，《朱自清選集》第4卷，第54—56頁。

[29]相干研討拜見陳博凱：《由朱自清的浙江徘徊歲月管窺新文明青年的途徑選擇》，《云夢學刊》2015年第6期。

[30]葉圣陶：《古詩雜話》，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編：《葉圣陶集》第10卷，江蘇教導出書社2004年版，第15頁。